—— 罗定市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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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定市博物馆副研究员 陈大远
“罗”文化圈是以“罗” 字冠首地名区域范围内具有相同文化特征，包含相同文化要素的溪峒农耕文化圈。
用地名考证历史是徐松石首先提出来的，他在《粤江流域人民史》一书中提出“那”、“ 都”、“ 思”、“ 古”、“ 六”、“ 罗” 等字地名是一种“倒装地名” ，与现代汉语构词方式不同，称之为冠首字地名，岭南古为百粤族居住地，其古粤地名的冠首字可以用壮侗语解释。“罗” 与“六” 相近，意为山谷地。
“那” 字意为“田”、“ 水田” ，广西学者根椐多年的研究成果，提出命名一个“那”（ 纳）稻作文化圈，将北界云南宣威的那乐冲，南界老挝沙湾省的那鲁，东界广东珠海那州，西至东南亚泰、老、越南、柬埔寨、缅甸以及印度阿萨姆邦等地都归入同一个文化圈，主要文化特征：语言同源，以稻作为主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以“那”（ 稻作）为本的传统生活模式，使用双肩石器，制造和使用铜鼓等。但有一个现象，“那” 字地名未能涵盖两粤。“那” 字地名多出现在两粤滨海地区，而在珠江干流和南江、贺江、郁江等流域地区较多出现的是“罗”字地名而无“那” 字地名，在“那”字地名区域也无“罗” 字地名，仅在两个区域之间的交错地才会分别出现这两个字的地名。尽管两地同属于农耕文化区域板块，亦同时具有某些相同或相近的文化特征，如使用铜鼓，使用双肩石器，以蛙为图腾等，但由于地域因素的不同，原始文化特征的差异等，两个文化圈的文化特征仍有较大的区别。
交趾，昔未有郡县之时，土地有“雒田”，其田从潮水上下，民垦食其田，固名为“雒民”。“ 雒田” 即为“那田” ，“雒田” 并非是利用海水灌溉的田，而是指古代交趾人在滨海地区潮水涨落处开垦的田，他们利用潮汐顶托，江河水倒灌而淤河成田。从“潮水上下” 造田种稻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一. 要有海潮顶托；二. 要有上游河流夹带大量坭沙；三. 要有有利的沉积低凹地势。江河出海口的三角洲就是这样围垦而成的，所以冠“那” 字地名的主要在两广滨海地区和湄公河三角洲。雒田基本上是潮沙田，土地肥沃，灌溉方便。
在“罗” 文化圈内，造田的方式却明显不同，人工因素超过自然因素，原始社会旱地用刀耕火种，早期的田用火耕水耨，还没有像雒田一样的水田，牛耕出现后才有田。从造田开始，就必须依附于水利，与田伴生的为塘，古代称为“榃”， 这个字出现的频率甚高，举罗定为例，冠“罗” 字的地名39个，而冠“榃” 字的地名多达127个。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因为水塘是溪峒农耕的一个最重要条件。在“罗” 文化圈内，地形多为丘陵河谷地，地形高低不平，垦造的田必须依地势成阶梯形，这是“梯田” 的雏形，这些大小不一的溪峒稻田，最重要的是灌溉，水是峒田的命脉。而干旱对水稻的危害最大，台风和洪涝对它的影响相对较小。在“罗” 文化圈内，虽然也有因为江河间洪涝顶托而造成的河水倒灌而坭沙淤积而成的河谷滩田，如南江下游的连滩，贺江、郁江等地都有，但这些田同样受到干旱和洪涝的影响。
峒是由于溪水切割而形成的，所以溪和峒是并存的，利用溪水可以灌溉峒田，如罗定
“那” 字地名在秦汉时期就出现在史书中，而“榃” 字的出现稍晚，现最早见于广西上林唐代永淳元年（681年）的一块《澄州无虞县六合坚固大宅颂》碑刻中。“榃” 字意为“塘” ，但这种“塘” 不同于现代养鱼的水塘，而是用于灌溉的山塘，在当时自然条件下，不可能建造具有集雨功能的水塘（现代称之为水库），因为暴雨很容易就能将塘基冲毁。最早的塘是利用地下泉水，根椐地形而蓄水成池，以作灌溉用，古时称之为“榃”， 罗定有榃滨、榃濮、榃感等地名。利用地下泉水的塘如罗定著名的龙塘、庙莲塘，面积都在数十亩，超过数百亩的甚少，这些塘久旱不涸，暴雨不溢，是当地溪峒农耕用水的保障。东晋后期，大量汉移民来到岭南，深入到溪垌中，训溪峒蛮族，传播先进农耕文化。峒田从开荒到水稻耕种，有一个历时数年的从生土到熟土的改良过程。到了唐代，新、泷二州（今新兴、罗定）率先使用在新开荒田里放养鲩鱼（草鱼）的办法改良土壤，利用草鱼的食性，将田中野草连草根食尽，又投入草料，用鱼粪改变土质，种稻时已无稗草。这种方法后来推广到“罗” 文化圈内其他地方。先有“榃”后有田，这也是“罗” 文化圈与“那” 文化圈的差异性之一。
除了土壤，其他如雨量、气温、日照、耕作技术、稻种、生产工具、加工工具、灌溉设施、肥料等物质文化和稻种的选择、培育、播种、耕种、田间管理、收割、储藏、加工等行为性文化、生产习俗、禁忌、祭祀、及对天象、土地、雷雨、江河等自然物象崇拜等观念性文化都有一定的差异。同时延至相适应的居住形式、居住环境、饮食习惯、岁时节日、语言语汇等方面都有较大的差异，可以作进一步的深入探讨。
我们不妨从两个文化圈差异较大的文化特征进行比较。
同样的刀耕火种原始农业，在“罗”文化圈内，由于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在岭南率先使用牛耕，使用青铜和铁制农具，而同时期的“那” 文化圈内就相对滞后。
“罗” 文化圈自晋唐始，融入中原汉文化的语言，形成了独特的广府语系，南江和贺江被认为是今广府白话形成的最早地方。罗定“亻能古话”和封开、昭平的“地古话”应为“罗” 文化圈内最古老的地方方言，逐步演变成为可以交流互通的“白话”（ 广府语），语言同源；而开平、恩平、台山等带“那” 字地名的地区，后来虽然归入广府粤语方言区，但是仍然比较难懂。今“那” 文化圈腹地仍为壮侗语系。五邑地区方言曾与壮侗语系有过一段亲缘关系，我们可以从原始母语找到。在共同语言方面可以看到“罗” 文化圈原始文化的开放性和“那” 文化圈原始文化的滞后性。随着文化的交流，使到“罗” 文化圈不断扩大，“那” 文化圈逐步缩小。
两种文化虽然都同属于农耕文化，但因为土壤、雨量、气温、日照的不同，“那” 文化圈耕作宜于水稻和糖蔗，而“罗” 文化圈以农耕为主，亦兼以豆、薯、桑、麻等经济作物。“那” 文化圈的土地肥沃，但受台风的影响较大，往往因为台风灾害而至减产；“罗” 文化圈的土质较差（河谷平原除外），受台风的影响较小，干旱是主要的灾害。但“罗” 文化圈较为开放，不断接受新技术，不断总结生产经验，改良品种和农业结构，在水利、肥料、改良土壤、选育良种、适应气候特点等方面往往有创新，农耕技术不断进步，所以在农耕方面居岭南领先水平，在某些历史时期，岭南缺粮（包括珠三角地区）都需要在“罗” 文化圈的稻作产粮区得到补充。
原始农业对自然灾害无法抗拒，人们祈求于神灵。对于开坛求雨这临渴掘井的无可奈何做法只能偶然为之。每年秋收后，在罗定乡村流行的“禾谷醮” ，这是与稻作有关的农耕文化节。在官方史料文书中，时常忽略有关“醮” 的纪事，有的还将它和庙会的祭祀活动相提并论。庙会在理论上不是醮，庙会只是某个神祗的诞期，有固定的日期。常见的醮有平安醮、瘟醮、庆成醮、火醮四种（今仍流行于台湾、香港各地），醮的最大作用是“保境祈阳，许愿酬还”。一般来说，“醮” 是一个通过道士、和尚为媒介与鬼神沟通的大规模祭祀活动。这种活动曾被视为封建迷信而遭到禁止，在原始社会里，只有求神灵保佑“风调雨顺，四季平安” ，这是乡村农民经历一年的艰辛，劳作收获后的酬神活动。禾谷醮必须有祭神、游神、调禾楼等内容，也有演戏、演武、对歌等活动。打醮虽然是民间民俗文化活动，有些地方也有官员的参与，巡游时必须以神鼓乐为前导，众官员随后 。
经历长期的农耕实践和积累，不少气象物候和农谚都收入诗歌中，如“寒露风” 和“白撞雨” ，寒露风对晚造水稻不利，白撞雨又称过云雨或热头水，对早造水稻非常有利。又如“蛤拐叫，雨水到” ，古越人将青蛙作为图腾。有首打灰堆诗：“一堆复一堆，笑把秆灰打，打得早禾归，谷堆如屋大” ，诗人将年末农人将禾秆烧灰堆肥的情景再现。
民间信仰非常盛行多神崇拜，除了盘王、雷王，山水、古树、奇石、古怪景象，物候等都成为崇拜的神灵。乡村中对“社” 尤为重视，村民事务大小，都要拜社，“社”是一个社区的土地神，也是管农事的神，这也是汉文化传入后，“罗” 文化圈的一个文化特色。
在两个文化圈生活的民族都经历了融合和演变的过程。“那” 文化圈先后出现骆越、俚、黎、壮等族称。“罗” 文化圈也先后出现西瓯、乌浒、僚、瑶、汉等。乌浒慢读如“鲁” ，后演变为僚族。瑶族居高山。“那” 字地名与骆越活动相关，从东南亚和广西西部经沿海向东，经湛江、江门、恩平、开平、新会、台山以及中山、番禺各地都有。“罗” 字地名与西瓯活动相关，从广东而西经肇庆、罗定、封开到广西来宾、上林、邕宁，罗城，最远到贵州罗平。广东南海、三水‘高明、高要、云浮、德庆、广宁和广西苍梧、平南、贺州、平乐、柳城以东以北没有或罕有“那” 字头地名，广西武鸣、扶绥、上思以西和广东徐闻无“ 罗” 字头地名，两者之间交错区，两种地名都有。
受汉文化的影响，“那”、“ 罗” 两字的读音也发生过不同的变异，如罗与六、龙、隆、陆、禄、洛、芦、乐同义，而那与纳、华、霞、麻、茶、沙、花、南等同义。我们可以从中找出它们从属不同的两个文化圈。
以上是我对“罗” 文化圈溪峒文化的初步见解，希望有更多的专家学者有更加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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