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定市博物馆

源远流长的南江稻耕文化

发布时间： 2012-12-31 16:10:18

来源：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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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西江大学副教授陈大同

【内容摘要】南江稻耕文化深藏着许多富有价值的成分。背夫山战国墓出土的铜质镰、锯、凿、刀、斧与《管子》拟出的农工工具名录接近。南朝设置广熙郡意味着进一步开发农业资源，从此在生产文化上凸显有特色的技术和知识。唐代放养鲩鱼来开荒是水田种养的“齐民上术”。进至明清，稻耕生产文化张扬，耕作方式和品种门类多样性明显，地力和地面空间利用最大化。在精神文化上，表现出吸纳进取，尚健习武，精忠孝友，敬奉农神的取向，这些都值得发掘、研究，进而开发利用。

【关键词】齿刃镰养鲩鱼开荒提水筒车敬奉农神

中国在持续五千年的历史上，一贯以农立国，以农业为本业。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这样的营生处世，在表面上只是芸芸众生的物质生活，但实际上还涵盖着文化的层面，在物质生产之中附丽着精神要素，凝聚着人们的智慧，从中甚至可以演绎出睿智的哲理。南江流域的历史文化过去少人知道，可以说处于寂寂无闻的状态。随着近几十年文物古迹的陆续发掘、披露，阐释、研究的成果逐渐发布、传播，才得以窥探其深藏着的许多富有价值的稻耕文化成分。

一、背夫山战国墓出土的镰锯凿斧刀与《管子》拟出的农工工具标准名录接近》

该墓在1983年发现并清理出土文物116件，其中铜器104件，曾作为广东重大考古发现而入载1984年《中国考古学年鉴》。铜器中有斧、凿、篾刀，连同镰、锯与农业、手工业都有关系。而斧、镰、锯、凿、篾刀作为明器，并不见见载于《仪礼》规范的名器名录中，都足以引起注意。

按《仪礼·既夕礼》，临葬陈列的明器包括用噐；乐器；役器；甲胄干笮；燕器；杖笠，即燕居安体之器。其中“用器：弓矢耒耜；两敦两杅，槃匜”。郑玄注：“此皆常用之器也。”^［¹^］其中的用器一项，属于工、农、织工具的只有耒和耜两种。而《管子·轻重乙》说“(齐)恒公曰：‘衡谓寡人曰：“农之事，必有耜、銚、镰、鎒、椎、銍，然后成为农；车必有斤、锯、釭、钻、凿、銶、轲，然后成为车；女必有刀、锥、箴、鉥，然后成为女’’’’^［²^］。衡的标准也就是齐国政府的规范。以这份名录与背夫山战国墓出土的铜器对照，镰、锯、凿、斧后者有。后者另有篾刀，如果省略其中功能的微小区分，也可视为刀，铚，汉刘熙《释名》：“铚，获禾铁也”。清·孙诒镶引《急就篇》颜洼：“铚，刈黍短镰。”^［³^］这也就可以统称为镰或短镰。这样，就有镰(含铚)、锯、凿、刀、斧在《管子》开列的规范家具、工具和女工工具之中出现。《管子》一书，就齐国的社会的各项制度提出整伤、改进、创新的理论和措施、办法。联系到背夫山古墓出土的铜质工具，有必要加以深思。特别是其中的镰是齿刀镰比无齿镰先进，出示齿刃镰，凸显对收获成果的最终关注。

二、南朝至唐南江的稻耕生产文化

进入南朝以后，龙乡县在各朝的州郡志有所记载，清洪亮吉《东晋疆域志》认定龙乡县在晋末设置，^［⁴^］从《宋书·州郡志》注明《永初郡国(志)》所记“治龙乡”观察，南朝宋的第一个年号永初期间，龙乡县不但已经设立，而且是治所所在地，是首县，后来因故才回迁端溪县。到齐代末，增设广熙郡，就以龙乡为首县，郡的治所设此。原因可能是由于开发的需要，将晋康郡分出广熙郡，一度撤销，后来恢复设置，显示进一步开发这一地区的格局已经确定。

而且《南齐书·州郡志上》开头有一段重要的小序：“广州，镇南海。滨际海隅，委输交部，虽民户不多，而俚僚猥杂，皆楼居山险，不肯宾服。西南二江，川源深远，别署督护，专征讨之。捲握之资，富兼十世。尉他(佗)余基，亦有霸迹。江左以其辽远，蕃戚未有居者，唯宋随王诞为刺史。”^［⁵^］

当时的广熙郡及其治所龙乡县就是西南二江间的“川源深远”地区。正是在齐梁两朝活跃于政坛的陈法念，其祖先南迁到来出任官职，定居于南江上游龙乡县，即后来的泷州、泷水县、开阳郡。曾任梁朝骠骑将军、西江都督。至其子佛智，“承累世之资，藏(赃)镪钜万，部曲数十。”其孙龙树、曾孙集原、玄孙仁谦都在唐朝任高官显贵^［⁶^］。从陈法念、陈佛智世代累积财富以万金计，部曲拥有数十，至其子孙陈龙树、陈集原时，仍然拥有“资财田宅，僮仆三十余人”。陈法念还曾任西江都督，这与“专征讨之，捲握之资，富兼十世”即使不是全同，也是约略近似。

而宋、齐、梁、陈四朝都分别实施鼓励农业的政策，采取促进生产的措施。《文馆词林》收有宋文帝、宋孝武帝躬耕千亩，齐武帝籍田，梁武帝劝农等诏书，尽管大都是照章循例的动作，但重农、劝农的愿望是实在的。在《梁武帝开恩诏》中，对犯法违纪而应查封、没收财产者，认定“其田宅车牛是其生生之具，不得悉以没入，皆优量分留，使得自止”。这些人拥有“田宅车牛”，应是相当规模的农业经营者，尽管受到“封籍”的执法，但财产不得全部没收，而要从优保留，也就是依然保持其经营。同时一些诏书宣示，官员督导农事得力者有奖，加级进阶。《梁武帝恩赥诏》三首之二宣示：“在位群臣，宿卫文武”，“孝悌力田，为父后者赐爵一级。”^［⁷^］在这种社会背景之下，陈法念、陈佛智家族拥有的“部曲数十”，积累的巨额财富的来源，除了军事、政治手段取得之外，也会有经营农业所得。他们传承到子孙时，仍然拥有田宅，就如上述诏书所说的“田宅牛车”一样拥有相当规模的农庒。当时传承东汉以来广州都督府地区农业获得较大发展的成果，加上南朝四个朝廷的鼓励、督导，大批从岭北南下的汉族人，把先进的耕作技术、工具带来，从而使农业出现新的局面。

在北魏(398～533)末年成书的《齐民要术》卷二述说粮食作物，将稻分为水稻和旱稻，其中水稻在南方一般是二熟制，其中“盖下白稻，正月种，五月获，获讫，其茎根复生，九月热”^［⁸^］，又是近代还出现的“撑稿。”与《齐民要术》面世差不多同时的陈法念，“其先自鄢陵徙居开阳”。鄢陵在今河南省中部，距北魏都城洛阳不远，他的先辈是否也把《齐民要术》讲述的先进技术和经验引入南江地区还有待发掘。

进至隋唐，南江地区的建制逐渐清晰，文献记载也有所增加，农耕文化的亮点在载籍中不时涌现。

(一)自然花药，花开莲井

《龙龛道场铭并序》描述该道场“花药奇卉，实仙圣之安憩。”“无假梁栋，自然花药。”“云起山窗，花开莲井。”两处出现的花药，中国古代特指芍药，但在佛教名物中有花药栏，设置在寺院的环境内，种植芍药和牡丹。而莲井在佛教名物中查不到，从与“自然花药”作对句来观察，莲井也应是道场以外的自然境界。因而井是指面积一百亩，大致等于50市亩。这样的莲井可以算是大莲塘。在这样的大莲塘上荷花争艳，与花药栏中的芍药、牡丹映衬，在出家人心中是“萧尔闲旷，悠然虚静。“但在世俗的眼中即使不是“接天莲叶无穷碧，”也会象是置身于姹紫嫣红的花海中。可见当时在粮食生产之外，种植已经多样化，甚至种植花卉。

(二)放养鲩鱼来开荒造田

《岭表录异》卷上：“新泷等州山田，揀荒平处以锄锹开为町畦。伺春雨，丘中聚水，即先买鲩鱼子散于田内。一二年后，鱼儿长大，食草根并尽。既为熟田，又收鱼利，及种植且无稗草，乃齐民之上术也。”^［9］体现了当时农民相当高的巧思。

三、明清时期南江稻耕生产文化的张扬

唐代以后从南汉至宋元，泷水县的文献资料沉寂。进到明代，特别在万历年间升格为直隶州，由于上级的督导加强，大批移民到来定居，大幅度地展开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的建设，社会面貌发生明显变化，农耕生产文化随之得到张扬。

(一)作物门类和品种上注重多样性

出于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的需要，在以水稻为主粮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实施多项目、多品种。水稻分早造、晚造，每造又分早熟、大造，大造之中，谷种特别多。此外，粮食作物不只有五谷，连九谷也超过。杂粮之中，红薯最为大宗，品种也多色多样，在种植上分五月种、八月收的正造薯和秋收后即接种的冬薯。豆类中有黄豆、黑豆、绿豆、红豆、赤小豆、眉豆、豌豆、蚕豆，等等。有意思的是，眉豆在本地称为饭豆，竟是见于《齐民要术》的名称。黄豆最被重视，与油料作物花生同居重要位置，因为当时都是在生活中不可或缺。花生是食油的来源，黄豆是制豆腐的原料。逢年过节必须用来磨制豆腐，平时也需要作食料。此外麻、茶、果、烟叶、木薯、桑、果和瓜菜等等，都是常见作物，收益较大。

(二)地力和地面空间上注重利用的最大化

在耕作制度主要的四熟、三熟、两熟的基础上，实行连种、轮种和复种。复种从同一地面、同一时段内进行来说，方式又分间种、混种、套种，等等，立体种植常见，典型的是在芋地上种姜、瓜、菜、高粱、玉米之类，高低、四面全部利用。

(三)种养同田，“饭稻羮鱼”

代表方式是稻田养鱼。由于稻田一般分布在低丘和谷地，田基蓄水比较稳定。加上传统上的水稻插植习惯深水疏植，预留空间较大，施放的是农家肥料，不但对鱼无害，反而有益，因而向来有稻田养鱼的习惯。早造插秧后，适时放养鲤鱼，个别还加放鲩鱼或其他鱼种，所养的鱼种必须不吃稻株。到早造收割后、晚造插秧前收捕，也有留下一部分继续饲养。每造亩产一般有10～20市斤，多者达三四十市斤。这样的自养自捕，是当地农家一年中的鱼肉最丰盛的来源。这种在自然生态环境下养大的鲤鱼，尽管个体不大，但肉质肥腴甘美，骨骼较软，人们津津乐道，称为“田鲤”，以区别于河鲤、塘鲤。在耙田水浊中集中捕捉时，大人小孩齐动手，鱼罩竹箕同施，衣湿身脏在所不顾，这可算是稻耕文化的一道欢快景象，体现了《史记·货殖列传》所说的“饭稻羹鱼”佳兴，在今天可以提升到全球农业文化遗产的层面来考量。浙江省青田稻鱼共生、贵州从江侗乡稻鱼鸭系统已相继跻身全球17个GIAIIS保护试点^［10］，这一信息值得注意，当前可以考量将它开发成稻田养鱼养鸭的自然生态饮食文化设施，加以利用。

(四)山田并作，农林多珍

耕田与种山，或者种地与采摘山野土特产，或者取来原料加工制作，罗定历来有名品面世。紫石英、红飞鼠(红蝙蝠)、秦吉了(八哥)、画眉鸟、果下马、冶铁铸镬、蓝靛、茶叶，等等，不下百十种。共中豆鼓和酱油，从清代以来一直蜚声在外。作为配料，在广州、香港都有标明采用罗定豆豉的名菜。甚至北京的国宴、美国唐人街酒楼，也都有名为罗定豆豉鸡的一道名菜。在清同治光绪年间任罗定直隶州知州的杜凤治在日记中写到：“自到罗定，酱油实为广东第一”。年中他作为礼物向广州的总督、巡抚、布政使和其他官员、亲朋好友赠送不少。他还写道：“此地颇富庶”。“路无乞丐，有上古风”。“民安耕凿，地利桑麻，竹木扶苏(疏)，山水如画，孰谓瘴烟蛮雨无佳境哉!”^［11］。“产量大宗，产值大额，在市场上举足轻重，至今不衰的要数桂皮、桂油及其连属的产品。经过长期的栽培和利用，已积累了一套技术和经营管理的经验，可作文化层面的观照。

(五)大型提水筒车

筒车、水碓、水磨这些利用水力驱动的农业机具在中国的历史悠久，在罗定长期使用，甚中筒车最有特色，以围底河沿岸设置的规模最大、效率最高。古模村安设有了3架，其中两架并列，共用一道拦水陂、一条车巷，当地称之为孖车。单个转轮直径约有二三十米，轮上叶片上端安装吸筒10多个，两轮共达30个左右，日夜提水不息。灌溉范围约有2平方公里，同时保障村民自流的生活用水。对照《天工开物》、《三才图会》和当前的中国农史书籍所展示的筒车图像，这“孖车”的规模和效率比较大型和高档，车巷的开辟和陂中浮闸通船上下的设置，体现出设计的细致。当中的历史记忆值得发掘、保存。

四、历史上南江稻耕的精神文化

稻耕的范畴内，在生产活动中，人们的观念、思想、意识有所取向，这里尝试用精神文化来统摄，概括了四项进行观察。

(一)吸纳进取

与外界接触、交流，从中吸纳先进的文化成分，这在境内出土的历代古墓中已有物证。南朝至唐阶段，本地人在外活动并与外界接触、交流增多。到中国江南地区求佛法的交趾郡僧人宝聪，获悉泷州龙龛道场佛事后，欣然南来“顶礼”，“共成胜因”。明清时期，大批移民到来落籍，把原有的文化成分随同带来。清朝乾嘉以后，本地农民又开始外出发展，由到省内的广州、佛山和珠江三角其他城镇，到香港和南洋，扩展至湖南、广西，远至贵州、云南。“走云南”、“走广西”，从事贩运、营销，或者有利可图的其他营生。在上世纪三十、四十年代出现高潮。其中在抗日战争期间，仅在广西柳州经商的就有成千人，所聚集的大南路有“罗定街”之称。昆明的金碧路也有类似的情况。加上广西桂林、南宁、梧州、贵州贵阳及其他城镇，人数应以万计。这些经贸活动，对活跃抗战大后方市场，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也把大后方的信息向家乡反馈。一个显例是制作火柴，1938年后珠三角沧陷，火柴的来源中断。有高中文化的梁清泉把在外地掌握的火柴制作技术带回素龙榃井老家，办起火柴厂。将繁琐的插技手工分发给附近的农家完成，因质量过关，销路大开。几年间火柴厂竞起，从县城到素龙的公路两旁，火柴厂的广告触目可见。火柴的产品不但保证本县的供应，而且销往邻县和广西，也为本地的农民开辟一条收入门路。

(二)尚健习武

农事余暇习武，这是中国农耕文化的一项优良传统，对维系民族的持续发展起着有力的作用。罗定尚健习武的风气相当普遍。一般的聚落，特别是较大村庄，都设有练功学武的场所和器械，逢风雨天不能开工和可利用的夜晚，有志者往往投身于其中。在这一广泛的群体性基础上，在清代就陆续涌现武进士8人，武举人47人，其中官至总兵的7人，副将以下至守备的几十人，武功能手、武术名家、擂台俊杰一大批。德、功、医兼备的梁方伍、彭侠，都饮誉省内外、国内外。当中有武术世家，祖孙尚武。抗日骁将区寿年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率领十九路军七十八师坚守闸北、虹口一线，与侵华日军血战30多天，战后获授青天白日勋章。1938年8-11月，又以四十八军一七六师长身份参加淞沪会战，再一次予侵华日军以重创。其后多次参战，屡立战功。晋升军长、集团军副总司令。抗战胜利后任兵团司令，年青时区寿年参加北伐，在进攻武昌城时，担任前卫连连长，领队强行爬城，参加巷战，勇于冲杀。平时治军喜欢运动、游泳、射击、跑马，所领部队喜好运动成风。知情者认为这来自他的家风。原来他家世代习武，祖父区龙光是清光绪十五年武进士，曾任三水守备，回乡后授徒，指导武术，影响孙辈。

(三)精忠孝友

对父母孝顺，对兄弟友爱，这样的孝友行为在中国传统的伦理上是通则，在社会实践上也相当普遍。清代张辉三代入州学，讲求德行。他任教几十年，“教人先孝友而后论文艺”，著作《孝经释义》一书。另一位履历相近的谭虞琛，“授徒不问束修厚薄，入塾先讲《孝经》”。对母亲孝顺敬谨。再上溯南朝至唐代，更有四代被史书列为“精忠大节”而记载的陈法念一家。明·郭琹《粤大记》献征类精忠大节把晋·冼劲排第一，陈·陈法念排在第二，唐 ·陈元光第三，其下宋明各18人。记述陈法念称：“以孝义训溪峒，所至镇俗戢奸，盗贼屏息，封宋平郡公，世袭。子佛智为罗州剌史，陈·光大初授南靖太守，太建中除西衡州剌史，封安靖郡公。陈亡，与冯盎力战，奋戈厉声曰：‘战阵无勇，非孝也，遂为盎所殺，时称其忠。”还称其孙龙树仕唐任剌史，封鄱阳开国勇。从这段记载看来，之所以“时人称其忠”，是因为陈佛智奋力抵抗，并且挥戈厉声誓言。而在陈法念身上却看不到忠的事迹。但是把“战阵无勇，非孝也”的认识视为得自父亲陈法念的教导和灌输，那就与陈法念有关系，就可以视为父子精忠大节。

同时，这里称陈佛智被冯盎杀死，与《资治通览·隋纪》开皇十年(590)所记“冯盎出讨贼将佛智，斩之”相同。但是《永乐大典》引《晋康志》的记载并没有被杀的事，说：陈佛智“以孝义训蛮俗”。“后隐晦不出，至煬帝大业十三年(617)终，年七十三岁。”^［6］这一死年比开皇十年晚27年，因而使陈佛智被杀死出现疑点。(1)开皇十年王仲宣起兵造反时，“岭南首领多应之”。但是并不见有其他首领被杀的记载，洗夫人的亲子冯暄也只被囚系。当时陈佛智被加上的“贼将”一名，理应是指“广州南有贼曰俚”而言，不见得是含有政治性的恶称。隋文帝《安边诏》二首之一针对在统一全国的进军过程中的对抗行动宣称：“如或愚蔽，敢相抗拒，军锋所及，止在逆者一身，自余家口，并亦抚慰，务在安全，一豪勿犯。”不得肆将士之情，极干戈之用。“他的《大赦诏》二首之二又宣布：“自开皇十九年正月七日昧爽以前，大辟罪已下，已发露未发露系囚见(现)徒，悉从愿放。”^［7］并无严惩不贷的峻刻。加上当时冯盎所奉的命令只是执行阻遏，并未发生激烈的战斗，而且陈佛智是冯盎叔辈冯暄的挚友，在情势上也不一定对其非立斩不可。可见其中的疑点还需要破解。

陈法念家孝友的事迹最突出的是陈集原被入载《旧唐书》《新唐书》的孝友传称他“幼有孝行，父才有疾，终日不食。”“丧父，呕血数升，枕服苫庐，悲感行路。资财田宅及僮仆三十余人，并以讓兄弟。”在这两书的《孝友传》中，籍属岭南的，别无他人。而且其后的官修类书《太平御览》、《古今图书集成》等都加以转载。他的“悲感行路”的深情，特别是自份的田宅讓给兄弟，在今天仍具有感染力。

直到明末，还发生黄世臣获悉北京被清军占领后哀痛万分，说：“国亡与亡，人臣之分也。吾尝食朝朝廷禄，今虽致仕，其可苟活乎？”决然在家自缢以为殉。

(四)敬奉农神

正式的宗教场所历来较少，奉祀各种神祇的庙宇分布就广，信众到来除了进行一般的祈福、祝福、酬报以外，还常常夹杂着对农事、农功、风雨、天时的祈求、报恩。除通行的节诞以外，祝祷农功、敬奉农事色彩浓厚，到建国前甚至在近年仍然奉行的，有几项活动：

1、拜地神。对地神、社稷、先农坛各级政府都定例拜祭，罗定的民俗把它置在仅次于祖宗的地位，拜祠堂后随即拜地神、社坛。2、四月八优待耕牛。四月八日本是佛教的浴佛节，民间又衍生为牛王诞。罗定的农村一般没有牛王诞的仪节，但对耕牛有优待的举措。通常是打扫牛栏，在牛栏上香，当天不役使，在牛食中添加优质料，甚至加上酒。3、尝新。这也是历代从帝王以下庆农功的活动。因为还没有新谷登场，无新米可尝，只有将待熟的稻穗扎成一束，连同祭品奉神。当天有一项别致的活动就是夏收夏种期间请帮工的，包括全期的“做六月”和散工，在这一天必须落实，落实了的就被请到主家会餐，因此当天的村庄气氛浓厚，与端午节不相上下。4、完工。夏收夏种持续时间一个多月，是一年中最劳苦的时段，完工了要备办丰盛的一餐，全家并邀帮工共宴，主家照例酬神。5、做醮。由醮会主办，由巫士主持，但内容夹杂着中国传统的祭拜地神、农神的仪式和佛教的名色。而且日子必定选在入冬后，这时秋收告竣，可以为农事报功。醮期一般持续三天，除了祭拜、奏乐的仪式以外，还有舞狮、展览画屏、吹奏广东音乐，甚至有“马上色”巡游。“马上色”即是珠三角的“秋色”的简化，因为扮相者都坐上马背而得名。扮相者按传统文学作品中的故事编排，画屏的内容也类似。这样的做醮，尽管有迷信活动，但深入观众心目中的，还是文艺和知识的成分，而且亲戚聚会，热闹几天，是乡村中难得的兴高采烈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