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罗定市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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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原副所长
邱 立 诚
南江流域的禾楼舞，又或称“调楼”、“跳禾楼”，起源于何时，现时还没有定论。有学者根据在罗定搜集到的起源于明代的歌册《招兵寨科》，认为这是明代屯田制度和立寨耕守政策的推行而产生的民间民俗歌舞活动，是一种非常有特色的原生态迎神祷神的歌舞[1]。但不论如何，禾楼舞与农耕文化的关系十分密切是没有疑问的。南江流域的农耕文化起源于何时，这也是大家所关心的论题。本文以考古资料为线索，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 从岭南地区早期水稻遗存看南江流域的农耕起源
就目前的考古发现而言，广东最早的水稻遗存发现英德市牛栏洞遗址。在牛栏洞遗址发现了一定数量的水稻硅酸体，取样工作在新鲜的剖面中进行，基本排除了现代污染的可能性。
作为栽培稻的祖型——野生稻，我国现存有三种，即普通野生稻、药用野生稻和疣粒野生稻。其中普通野生稻分布较广，广东的许多地方都有发现，常大面积成片生长在沼泽地、草塘和河溪边。药用野生稻则生长在光照比较弱的山谷湿地，多见于两广交界云开山脉的北麓和南麓，南江流域的郁南、罗定和北江流域的英德有少量生长。这两种野生稻的来龙去脉很值得探究，尤其与南江流域稻作起源的关系更令我们关注。
经研究证明，根据牛栏洞遗址的植硅石形态特征结合水稻扇形植硅石判别函数的确认，通过聚类分析、主成分分析以及观察扇型a、b值的分布，认为牛栏洞遗址的植硅石为非籼非粳类型，可能在水稻的演化序列上处于一种原始状态。我国栽培稻的来源一般认为是普通野生稻（Oryza rufipogon Griff.）。野生稻要求一定的水湿条件,分别适应于水生开阳、沼地湿生和荫蔽陆生等生态环境。由于现代普通野生稻在中国境内的分布范围主要为南方热带-亚热带的江河流域附近, 约北纬18°-25° 附近，即南起海南岛，北至江西，西自云南盈江，东至台湾。牛栏洞遗址位于北纬24°
可以确认发现栽培稻的是粤北地区的韶关市曲江马坝石峡遗址，在属于石峡文化的地层堆积和104号墓葬中都发现了炭化古稻[3]，年代为距今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研究证明，石峡古稻是一个从原始栽培稻向现代稻种过渡的、籼粳正在分化、属性模糊的杂合种群。石峡古稻的“不纯”,不是机械混杂，而是一种演化过程的表象。古稻中的所谓“籼、粳”概念,与现代水稻的籼、粳亚种性质不同，它所表现的籼粳模糊性和分化状态特征,对古稻演化规律的认识具有重要价值。它是时间刻下的印迹，上可追朔起源，下可连接今天,是承上启下的重要一环 。
晚于石峡遗址的古稻出自粤西地区的封开县杏花镇新和村旧屋后山遗址，属于距今约四千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晚期[4]。遗址地处西江流域，纬度恰置北回归线上。比石峡遗址纬度低１°多，晚了约一千多年。标本是一大片掺有稻谷和内含稻印痕的红烧硬土块，系用火焙烧过的墓壁，出土时较硬，与质地松软的土层已自动剥离，剥离的双面可见稻谷、稻壳、稻谷印痕等。经比较研究，石峡古稻的粒型长宽比平均为２.４４，籼型偏粳，而封开杏花古稻长宽比平均为３.０，更趋籼型。从印痕的双峰乳突纵横比看，石峡古稻平均为０.９４，封开杏花古稻平均为１.０１，皆处在籼粳两亚种未完全分化的状态。根据上述迹象，初步推论封开杏花古稻系北传而来，在岭南地区环境作用下逐渐向籼型水稻方向演化。
虽然说，石峡文化古稻是一个从原始栽培稻向现代稻种过渡的杂合种群，但毕竟是岭南原始居民向水稻栽培迈出的重要一步。就目前而言，石峡文化未越过贺江而向西发展，但有迹象表明，石峡文化越过西江而对南江地区产生影响。2007年在郁南县的平台镇大桥头村背岭遗址发现了属于石峡文化的三足器（鼎类）就是明证。这使我们有理由推测，生活在南江流域的百越先民，受到来自石峡文化的影响，很有可能在距今四千年前的史前时期已掌握了原始农耕文化。
二、南江流域考古文化与农耕文化及百越族群的关系
1．南江流域的大石铲遗存
在广西南宁西面的隆安大龙潭遗址，有一种大石铲，以双宽肩，有的出扉棱，舌形器身，形制较大为最大特征，与广东常见的石铲有较大的差别。这种大石铲多见于广西南部，被统称为桂南大石铲[5]。在粤西的封开江口、罗董、杏花、渔涝、金庄以及南江流域的德庆播植、郁南也有一些发现[6]，粤西南的阳江（白虎岭）、廉江和雷州英利镇那停村也有零星出土[7]，这是大石铲遗存的外围分布。反映了大石铲这种考古文化自西而东的发展路线。广西大石铲既具有岭南本地双肩石器的底蕴，也有受岭北石牙璋器形影响的一面，因此，大石铲的年代大约为距今4000年前后，其年代下限应在商时期。大石铲的整体形制大致可分为二种，一种为平肩或出小平肩再接大斜肩；另一种为肩部出扉菱。就舌形刃部形态看，前者多为薄刃，后者多为厚刃。薄刃大石铲可作为破土（翻土或铲土）的实用工具；厚刃大石铲被认为是祈祷谷物收成的祭祀仪式时使用的神器。雷州英利出土的大石铲，短柄，双肩接斜弧内收，肩下出扉菱，一侧缺损，收腰，长
2．南江流域周时期的农具
1983年在罗定市罗平背夫山发现了一座周时期的墓葬[8]，在出土的98件青铜器中，引人注目的是一件铜镰，器薄，一面光平，另一面器的上缘有一道宽带，柄部有一个圆孔，器身有细密平行的斜线纹，刃缘有细密的锯齿，前端斜收尖锋。器通长15.2厘米，高4.2厘米，刃长11厘米（图二）。同时出土的还有一件铜铲（原报告称为Ⅲ式钺），器呈铲形，柄较长，器身两级肩，平刃。高8.3厘米，刃长9.8厘米。这种形状的铲，也应是翻土的器具。严格地说，这件铜镰与铜铲都应不是实用的农具，而更应视为用于祭祀的青铜礼器，故而作为随葬品埋于墓葬之中。然而，正是透过这类青铜农具祭器，可以隐约看到南江流域地区两千多年前的居民所拥有的农耕文化。再者，罗定背夫山墓与邻近的太平南门垌一号墓[9]都随葬有大量的青铜礼器（钟、鼎、缶、鉴、人首柱形器等）、兵器（剑、矛、戈、钺、箭等）和工具（斧、刀锯、削、凿等），说明墓主的身份属于上层的统治者或贵族，或许有可能就是当时小方国的王或将。
3．南江流域地区居民的族属
南江流域地区位于广东的西部，北以西江为界，西邻广西，南为茂名之信宜，商周时期也为百越之地，一般认为，南江流域地区在周时期更多的是西瓯与骆越的混居地。这个地区出现有小方国是十分可能的，这从有关史籍也能找到一些相关的轨迹。如《逸周书·王会解》载商朝初年伊尹受商王成汤之命，“于是为四方之令曰：……正南瓯、邓、桂国、损子、产里、百濮、九菌、请令以珠玑、玳瑁、象齿、文犀、翠羽、菌鹤、短狗为献。”这是有关南方小方国向商王朝进贡南海地方特产的描述，这些小方国，其地望大体都在今两广的范围内，瓯即其后的西瓯，桂国即今桂林一带，损子、产里地属汉之乌浒，即今湛江、茂名与钦州、玉林一带，九菌亦即后来的九真，其余小方国，其地望亦当在上述地域的附近。此外，《山海经·海内南经》云：“伯虑国、离耳国、雕题国、北朐国皆在郁水南。”其中离耳国即今海南之儋耳，因其民用饰物坠耳，使之下垂近肩为特色，现海南黎族尚有此遗俗。北朐国疑即北户，其地在今越南中部。雕题，又作雕蹄、雕踶，是指用丹青之类涂于刺刻的脸额上，为文面的一种，是岭南古代民族较普遍的一种风俗，亦包括文身，且往往与黑齿、凿齿（拔牙）联文，如《楚辞·招魂》中说：“魂兮归来，南方不可止些，雕题黑齿，得人肉而祀，以其为醢些。” 郁水，在今珠江水系主干西江上流。上列诸方国在郁水之南，亦即在岭南的范围内。南江流域地区的小方国与上述所列方国应有密切的关系。
从地理地望以及考古遗物看，罗定以北以南江流域为主体，汇流西江，周时期的青铜器与西江流域所常见的器物基本相同，尤以人首柱形器最具特色，由此而论及南江流域地区的居民族属多为西瓯；而罗定以南即信宜、高州一线，以鉴江流域为主体，向南汇流至南海，周时期的青铜器地方特色不大明显，高州市南塘出土的一件青铜短剑（匕首）[10]，其形制多见于广西南部地区，至汉晋时期高（州）雷（州）地区则多见铜鼓，故而推测鉴江流域（向东可至漠阳江流域）及以西地区的居民族属多为骆越。
三、 结 语
稻作农业是南江流域人类农耕文化的标志物之一，并由此极大的推进了社会经济及社会组织的发展。南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早中期的稻作农业现时尚不清楚，此时渔猎经济尚占主导地位，江河的水产品和山间林地的动植物仍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当地居民生活的需求。只是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南江流域地区可能才开始接受稻作农业并逐步发展，由此而导致农业工具有了一些变化。遗址数量增加也意味着人口增加。应该看到，南江流域地区在很早的时候就已奠定了本地区渔猎与农耕经济的格局，而农耕的出现对商周时期方国的形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再者，这一地区先秦时期所出现的农耕遗迹，也为秦汉及以后农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汉人逐步进入南江流域地区与土著越人融合，云浮安塘镇古宠、双龙；六合镇岗尾等地的汉墓和罗定围底镇、黎少镇的周至汉时期遗址，都或多或少的反映了汉越文化的相互结合。尤其是云浮托洞镇出土的三蛙形足铜鼎，更是汉越文化融为一体的产物。虽然目前还无法证明先秦及汉代的农耕文化与较晚出现的禾楼舞是否有直接的关系，但作为祭祀行为，南江流域居民通过祭祀所显示的祈求风调雨顺、谷物丰收的心理，则是相通的，两者有着相近的文化背景和历史渊源关系。
在曲江石峡遗址属于商时期的文化层出土的一件陶器肩部，可见压印有五个舞蹈人形象，呈浮雕状。按人的形态，有男有女，手拉着手，或侧身、或正视、或扭腰，均作舞蹈姿势，形象生动，体态自然[11]。这件陶器虽已残破，但以器表装饰曲折纹来看，应为壶或罐类，即可能为酒器或装载谷物的盛器。由此而推论，这组舞蹈人形象很可能也是祭祀或祈祷、庆贺谷物收成的一个场景。这与古代的稻耕文化也许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否如此，仍需更多的论证，这里备此一说，以供讨论。
注 释：
[1] 陈大远：《南江文化析疑》，《岭南考古研究》第7辑，（香港）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2008年。
[2] 顾海滨：《广东英德牛栏洞遗址硅质体、孢粉、碳屑分析》，《英德史前考古报告》，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3] 张文绪、向安强等：《广东曲江马坝石峡遗址古稻研究》，《作物学报》，2006年（第32卷）11期；《石峡遗址M104古稻稃壳印痕研究》，《华南农业大学学报》2007年第28卷第2期。
[4] 张文绪、向安强等：《广东省封开县杏花河旧屋后山遗址古稻双峰乳突及稃壳印痕研究》，《中国水稻科学》，2008年第22卷第1期。
[5] 彭书琳：《桂南大石铲研究》，《南方文物》1992年1期。
[6] 邱立诚、邓增魁：《粤西发现的大石铲》，《考古》1983年9期。
[7] 杨式挺：《广东新石器时代文化及相关问题的探讨》，《史前研究》1986年1-2期合刊。
[8] 广东省博物馆等：《广东罗定背夫山战国墓》，《考古》1986年3期。
[9] 广东省博物馆等：《广东罗定出土一批战国青铜器》，《考古》1983年1期。
[10] 引自邱立诚：《南江流域早期文化探源》，《珠江文化》2007年第4期。
[11] 引自孔义龙、刘成基主编：《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广东卷》264页，大象出版社，201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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